| 许小年：要遏制通胀必须继续加息
周小川：加息始终是抑制通胀的备选方案
缓解通胀压力：宏观调控政策需适时优化
===上海证券报：非对称加息利于稳定通胀预期===
笔者认为，央行目前有必要逐步改变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局面，但是面对企业资金链压力，应该采取非对称加息政策，甚至是只提高存款利率而保持贷款利率不变。
第一，非对称加息有利于稳定日益加剧的通胀预期。由于存款利率长期负值，导致大量银行存款从银行流入到股市、楼市等资产市场，造成这些市场价格泡沫的形成；另外随着资产市场的低迷，这些资金又会流向商品市场，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进而加大通胀压力。
第二，非对称加息有利于推进银行业战略转型。它将减少利差并促使银行由注重传统的贷款业务转移到更加注重中间业务的拓展，进而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结构、推进战略转型。
第三，非对称加息有利于保护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我国居民储蓄达到17万多亿元，存款利息收益数额巨大。在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背景下，居民的实际收益无疑也是负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侵蚀。
第四，非对称加息并适当放开存贷利率的上下浮动空间，这有利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应该看到，由于利差收入构成我国银行业的盈利主体，如果采取非对称加息措施，显然将对银行经营业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问题，建议政府适时下调银行营业税，因为这一税种无论是从国际银行业来看还是对于国内银行自身发展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西方很多国家对银行已不再征收营业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关于加息的两难抉择
每逢周五，总有一批人要忙得满头大汗。有的是忙着掐指推算，测出央行会于当天几点几分宣布提高利率；有的是忙着害怕，四处打听要不要把手中股票卖掉以免雪上加霜；还有的是忙着分析，论证加息与否的各种可能性。有好事者将这种现象诊断为“加息恐惧综合症”，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标本兼治的良方，每个周五都得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加息。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瑞士巴塞尔表示，加息仍是控制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此番表态之后，市场惊出了一身冷汗。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表态早在三个月以前就有，但央行一直按兵不动。周小川没有说一定加息，也没有说一定不加息，这是央行行长的习惯口吻，同时也说明央行在加息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局面。
坚决反通胀是主张加息者的主要理由，经济学家许小年是坚定的加息派，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断加息，将贷款基准利率拉高至10%以上，中国要吸取当前越南恶性通胀的教训。越南日前加息200个基点提升到14%，这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贷款基准利率从7%左右加到14%。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最紧要，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治理通胀的根本还是从货币角度入手。国内目前主张加息的学者多是弗里德曼的拥护者，将通胀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货币因素，治理通胀的唯一方法就是紧缩货币，而紧缩货币最为有效的当是提高利率。
利率高低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提高利率后，消费者会提高储蓄，减少消费，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因为利率提高而上升，同样会减少借款，缩减投资。利率提高对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会减少总需求，从而达到货币主义所主张的抑制通胀效果。然而，弗里德曼的主张在中国没有压倒性优势，尽管加息派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反对加息的学者同样能够找到充足的论据，首先是加息能否有效抑制通胀仍然存疑。
反对加息派认为，现有的货币政策同样可以起到紧缩货币环境的效果，央行几乎每月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保持着高强度的公开市场操作，多余的流动性被有效对冲；与此同时，央行还对商业银行进行行政色彩浓厚的窗口指导，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被严格控制。无论是基础货币供应速度调控还是货币乘数调控，央行都做得很好。在利率传导途径严重不畅的情况下，加息的负面效果多于正面效果。
加息的负面效果主要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有效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寻找二者之间的复杂平衡，考验着利率政策的进退。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刻画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要想保持低通胀，必须接受高失业率，低通胀和低失业无法兼而得之。防止通胀情况恶化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是保持经济稳步向前同样非常重要，加息影响实体经济可能是货币当局的主要顾虑之一。
各种经济数据使加息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状况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对于即将公布的6月份CPI数据，业界的预测多属乐观。同时，由于投资的先行指标回落，投资反弹的可能性在降低，同样不支持加息。
对热钱的忌惮是反对加息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无论按什么口径测算，进入中国的热钱数目都非常惊人，这些热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肯定不是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逐利目标，提高利率可谓正中其下怀。即使不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热钱单凭人民币升值和银行存款利率，每年即可获取超过10%的无风险收益，如果继续提高利率，这些投机资金肯定乐观其成。
分析有关加息的正反两方意见，的确难以分出高下，这也是“加息恐惧综合症”的真正病因。公众无法对于货币政策形成稳定预期，恐惧在所难免。既然政策难以预期，索性听之任之。政策制定者习惯将货币政策定性为艺术而不是科学，艺术凭的是灵感，科学靠的是数据，要揣摩艺术家的心理，难度实在不小。（证券时报 闻涛）
第一财经日报：加息 下一步货币政策首选
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两大货币政策工具在调控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前者调控的是信贷总量，后者调控的是信贷流向。提高利率将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只有利润率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才能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因此贷款就会自动流向那些能够有效消化成本压力的优质企业
今年以来，为对抗通胀，央行更多地选择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7.5%。应该承认，如果不采用这一政策工具、大量对冲因外汇储备猛增而增加的过多流动性，现在的通胀率肯定会更高。然而，需要认真评估的是，目前通胀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特别是成品油价格的放宽将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对此，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下一步应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提高利率？我们认为当前应首选提高利率。
首先，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两大货币政策工具在调控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前者调控的是信贷总量，后者调控的是信贷流向。提高利率将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只有利润率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才能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因此贷款就会自动流向那些能够有效消化成本压力的优质企业。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压缩贷款总量，在此影响下，银行不得不对所有企业都减少贷款，许多有能力消化融资成本压力的企业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贷款或根本得不到贷款。
虽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都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前者从紧的是“量”，后者从紧的是“质”。两相比较，在当前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7.5%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很可能造成生产领域中真正优秀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造成供应面紧缩，加剧供需矛盾，无益于通胀压力的缓解。
其次，目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4.14%，存在明显的“负利率”情况。“负利率”等于扭曲了资金价格，极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以，下一步货币政策的理想取向是择机加息，逐步改变当前的“负利率”局面。如果实现“正利率”，加息幅度可达4个百分点，因而央行有着较大和灵活的可操作空间。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走高是通胀的必然结果。一旦通胀预期确立，为保证自己在收回贷款后的货币购买力不变，贷款者必然要求贷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因此，市场利率随通胀率的上升而加速上升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短期内也许可以压制利率上扬，但人为低估的利率水平将加剧资金供需关系的失衡，在长期内利率走势最终将由客观的经济规律决定。这正是苏浙一带民间资金拆借利率已达到月息2分以上水平的原因所在。
由于通胀损害储蓄的未来购买力，所以加息能够通过提高对货币未来购买能力的预期而降低通胀预期。因此，在当前通胀压力陡增和现有国内外经济情势下，央行货币政策的首选之策是持续提高利率。（第一财经日报 王自力）
许小年：要遏制通胀必须继续加息
8%左右的中等性质通胀，如果政策上不能够坚决的应对，很容易就发展成像越南今天的恶性通胀，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5月份8.2%的PPI数据和我预期的基本一致，但CPI（7.7%）的回落幅度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尽管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通胀今后将呈现逐步回落的势头，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通胀高峰依然没有到来。
毕竟PPI向CPI的传导，需要两三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并且推动去年CPI上升的大部分因素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导致目前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更是错综复杂。
从相关数据来看，PPI和国际油价的相关度非常高，而CPI和国际粮价的相关度非常高，那么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没有出现显著回调的情况下，国内通胀压力就不会减轻。
从全球的视角审视目前的中国通胀，不少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输入型通胀”，但是这个名词并不恰当。我更倾向于“出口转内销型通胀”的提法，而不是纯输入型的。的确，这种通胀看上去好像是输入型的，但是这种输入的高价格，是和中国自身的需求有关的。
比如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中国的采购对国际原油价格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中国大豆的进口直接影响到大豆的价格。
上述情况在铁矿石价格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铁矿石价格2008年涨了70%到90%，表面上似乎是“输入型通胀”，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钢铁材料需求，在过去几年中翻了几番。这么大的钢铁生产能力，国内的矿石根本供不上，所以到海外去买矿石，国际上的矿石价格焉能不高。然后矿石价格的上涨，再输入到中国，迫使国内钢铁企业涨价。
如果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放慢，世界的资源就没有办法支撑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国内的通胀压力也就不可能消失。严格来说，中国因素是造就2001年以来的商品市场牛市的最关键原因，和美元贬值的“功劳”不相上下。
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唯一能有效遏制通胀“猛虎”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加息，将贷款基准利率拉高至10%以上，中国要吸取当前越南恶性通胀的教训。越南日前加息200个基点提升到14%，这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贷款基准利率从7%左右加到14%。
越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通胀，基本上就是在4%或5%附近持续两三年，然后攀升到7%或8%，跟中国现在差不多。所以这种中等的通胀，如果政策上不能够坚决的应对，很容易就发展成像越南今天这样的恶性通胀，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通胀是200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烦恼，要遏制通胀必须继续加息，让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由于加息会鼓励更多的热钱进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必须要进一步地放宽波动幅度，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想稳定住人民币汇率，还是想遏制国内通胀，两个得选一个，要这个就要不了那个，世界上没有“马儿跑的快，马儿不吃草”的事情。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到底是想要人民币还是想控制国内通胀，必须权衡利弊。
实际上，当前亚洲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做两件事，一是放开成品油价格管制，二是不断加息，越南和印度已经先行一步。长期的油价管制已成财政不能承受之重，而且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对能源的过度需求。
当然，价格管制放开后，物价自然就要上升，于是中央银行就必须紧缩银根。放弃成品油管制和不断加息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当前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两件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同样的政策组合。（环球财经 许小年）
周小川：加息始终是抑制通胀的备选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一在瑞士巴塞尔表示，加息仍是控制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这与他最近几次的公开表态一致。
周小川过去两天在巴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的年度大会，一同出席的还有伯南克和特里谢等全球各国的一百多位央行首脑。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会议间隙回答记者有关会否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提问时，周小川表示：“这始终是一种备选方案，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他表示，央行有多种货币政策选择，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其他工具等。
业内人士注意到，周小川此次有关货币政策问题的讲话，与他过去几次的说法基本一致。今年5月在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间隙，周小川曾表示，央行不排除加息，但在加息之外，调节CPI还有很多种方式。在使用这一工具还是其他工具的问题上，央行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在之前的两会期间，周小川也作出了同样的表态。
有记者问到中国会不会因为担心热钱流入而在加息的问题上有所犹豫时，周小川表示：“热钱是我们的担忧之一。资本流入和流出正变得更加自由。我们一直在努力监管资本流入和流出。”
上周五在罗马与亚太和欧元区央行行长会谈后，周小川曾对海外媒体表示，当前全球的货币政策必须致力于应对通胀，即使当前通胀是由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推动的。他表示，央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收紧货币供应，但不方便具体解释计划使用哪些政策工具。周小川还表示，中国的信贷控制政策在当前环境下是正确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要长期实施这些政策。（上海证券报 朱周良）
缓解通胀压力：宏观调控政策需适时优化
针对目前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的新形势，我们必须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与力度。为此，在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改善和发挥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胀压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上涨。另外，我们还应把“三农”置于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步伐。最后，我们要防止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价格总水平改变了始自2004年年底以来平稳回落的良好趋势，重新出现加速上涨态势，特别是今年以来，价格涨幅明显扩大。
价格水平的过快上涨，会给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紧缩货币政策与完善财政政策并举
从目前来看，我们既要继续执行总体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热钱流入，同时又要完善财政政策，以此来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针对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回落、通胀压力较大及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等特点，在坚持货币政策总体上从紧的同时，应表现出更多的针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
第一，要合理控制信贷增长，既要保障国民经济较快发展需要，又要防止投资过快增长。
根据年初制定的2008年经济增长8%、价格上涨4.8%、新增信贷增长12%的调控目标，再结合今年经济实际增幅将达10%左右，价格涨幅可能超过6%的现实，以及考虑到雪灾和震灾的影响，将今年新增贷款增速控制在16%左右是适当的，仍然体现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要求。
2008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仅增长14.9%，增幅比2007年末低1.2个百分点，略为偏低，致使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紧缺，融资成本上升。
第二，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阻止热钱加速流入的趋势。
要努力提高对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流入热钱的识别和管理能力，强化对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流出的管制，加强对可疑类外商投资的资金使用和流向的跟踪监管，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收紧对中国居民和香港居民自由换汇的额度。
第三，要在有效遏制热钱加速流入的情况下，暂缓采取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价格涨幅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审慎采取结构性加息政策。
今年以来，热钱加速流入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居高不下，促使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由于热钱去向不明，并没有全部进入实体经济，因而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导致部分企业求贷无门，资金紧缺。企业被迫转向地下钱庄，部分上市公司为解资金之渴也加速大小非解禁股兑现，导致A股市场暴跌，金融资产大量缩水。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借贷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为热钱谋取暴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又反过来刺激更多的热钱奔涌而来。有鉴于此，央行应通过阻止热钱流入来维护流动性，而不应反过来通过紧缩流动性来削弱热钱的冲击。虽然在中美存在利差的情况下加息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更高的利率固然会加大企业的成本压力而不利于在短期内的通胀控制，但如果价格涨幅继续扩大，“负利率”越加严重终将会对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带来更大伤害，那么审慎加息将成为相对合理的无奈之举。
在当前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受到较大限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在改善民生、促进消费、保障供应、抑制通胀以及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是要降低企业税负，理顺价格关系，增加有效供给。由于本次通胀主要是由于部分基础性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成本上升推动的，因此增加有效供给和降低成本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要尽可能降低紧缺性商品的进口关税、企业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防止在“土地财政”难以维系的情况下征税过度和乱收费现象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加强价格干预，遏制煤炭、钢铁、化肥等重大商品价格的过度上涨，逐步理顺煤电和油气价格，完善成品油、粮食等生产性补贴方式。
二是要以最大力量支持在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科研投入和产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要继续改善民生，完善保障制度，促进就业，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完善财产性收入税前费用抵扣政策，最终达到在宏观经济面临回落风险下促进消费的目的。
四是要压缩机关事业单位楼堂馆所建设和无实质内容的会议及出国考察活动，支持防震、防洪建设和灾后重建。
要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从目前来看，我国价格上涨的传导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由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上涨引起了食品和部分轻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条线是由煤、油和矿石类价格上涨引起钢材、有色金属、建材、农资和运输等重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推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中，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真实反映了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等投入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变化，是对多年来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矫正及其内在价值的回归，有利于增加农产品供应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总体上应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在保障农产品生产和供应，做好低收入群体食品补贴的基础上，对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阶段性通胀上升我们应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
然而，煤、油和矿石等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极大地伤害了中下游产业的发展，是引起恶性通胀的重大推手。
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措施，提高油气、矿产等资源性产品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保障煤电油运和粮食、钢材、化肥等重大商品（服务）的生产和供应，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改善供给、引导消费、规范秩序三方面一齐发力，并加以高度重视和解决。
所谓改善供给，就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对重大基础性产业的投资和生产进行合理调控和引导，努力缓解资源瓶颈和需求缺口。
所谓引导消费，当务之急是要在控制煤炭、原油等源头性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同时，逐步理顺电力和成品油价格。同时，要在清理乱收费的基础上，审慎推进资源性产品税制改革。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国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
所谓规范秩序，就是要反对垄断，打击压产抬价、囤积居奇、假冒伪劣和散布虚假信息等扰乱正常生产和交易秩序的行为。在国际上，要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遏制近年来在矿产资源类领域的垄断化趋势，共同抵制国际热钱对商品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操纵。在国内，要制止煤炭、钢铁和化肥领域存在的过度涨价和谋取暴利的现象。在这些领域，政府加强成本监督和价格干预（不是冻结），不是对市场的伤害，而是使失控的市场恢复理性的必要之举。
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步伐
“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涉及重大民生和国家稳定，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把“三农”置于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持续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大目标，优化农村生产和组织方式，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和途径，提升农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一是要继续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二是要在不改变耕地用途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逐步改变目前以户为单位、小块耕种、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科技化和规模化水平；三是要增加对农业的科研投入，把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抗风险能力；四是要继续执行并完善当前的富农、惠农，促进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探索从需求端实施补贴的渠道和方法，提高粮食和农资补贴的效率；五是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及时调整粮食生产和收购价格，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保持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和合理上涨，既不可“谷贱伤农”，也不能“谷贵伤民”。要加强粮食流通体系和渠道建设，强化国家在粮食流通和储备中的主渠道作用。
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我们要防止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住房投资需求被抑制、房价走低预期进一步强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主要城市的商品房住宅交易量缩价跌，开发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与日俱增，同时部分银行的房贷违约率也出现了上涨的趋势，房地产风险骤然凸显。
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并形成趋势，银行自身持有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会不断降低，那么来自房地产商和房地产购买者的呆坏账比例会迅速上升，银行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由于房地产涉及投资和消费，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及其快速萎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防止房地产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进而威胁宏观经济健康稳健运行和社会稳定，理应成为当前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首先，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决策者和调控者，政府应发挥其稳定和正确引导的核心作用。针对当前投资性购房已失去经济意义，投机性购买更没有赢利空间，以及房地产市场极度低迷的状况，政府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不应再出台新的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政府应集中力量做好廉租、廉价房建设，逐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土地投放的规模和节奏；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维护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其次，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对房地产的真实需求和符合国家调控方向和市场需求的项目应大力支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再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转变“暴利、暴富”观念，树立诚信、守法、服务大众的可持续经营理念，以实际行动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任。同时，在建材、土地、人工等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和购买者对房地产的未来价格走势应抱理性务实态度，唱多房地产固然不对，但唱空房地产危害更大，尤其在我国经济可能面临明显回落的情况下。
从目前我国的股市来看，由于股市的涨跌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股市暴跌不仅让国民财富和企业资产缩水，也为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提供空间，进而威胁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
因此，引导市场理性决策，重建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应是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消除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因素出发，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就是要在加强以“公平、公正、公开”为目标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严控制新股上市和再融资规模，规范大小非行为，消除扩容过快给投资者带来的恐慌情绪。
尽管经过过去两年的努力，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多年的股权分置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股权分置改革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即对价支付阶段，更为关键的工作是要规范大小非解禁后的大小非行为和市场承接能力问题。
从2008年起的未来三年中，A股市场将迎来大小非解禁高峰，解禁规模将达到9031.9亿股。由于大小非解禁股本数量巨大且成本很低，如果解禁股集中减持兑现，必将对A股市场带来致命冲击。
因此，稳妥解决压在投资者头顶的解禁股“堰塞湖”至关重要。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做好规范大小非行为，控制兑现节奏等“泄洪”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从严控制新股上市和再融资等“上游来水”，为股权分置改革的最终完成让路。（上海证券报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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